提到美剧《生活大爆炸》，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那些令人爱恨交加的科学怪咖形象。今日(10月31日)，剧中“谢耳朵”的原型，美国知名物理学家、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谢尔顿·李·格拉肖，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接受了《科创板日报》记者的采访。
他地向记者表示，在他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专利。他也坦承，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目前没有任何的实际应用，“做研究仅仅只为获取知识”。同时他也向记者分享了他与杨振宁和李政道先生之间发生的故事。
以下是专访实录：
有用VS无用
《科创板日报》：我们知道您在弱电磁相互作用领域贡献了许多研究成果，并因此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这一理论过于深奥，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您的这项研究?
谢尔顿·李·格拉肖：粒子弱相互作用确实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那我尽量以一个比较简单的形式和大家解释一下。
我是在1954年的时候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当时在物理届有四大相互作用，包括电磁作用、重力作用、核作用，核作用就是指核放射，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相关。之前爱因斯坦曾经尝试将重力作用和电磁作用进行统一，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后面有一位日本的物理学家尝试将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进行统一，但遗憾的是也没有成功。之后包括海森伯格在内的许多物理学家都尝试了将其中的几种相互作用进行统一，但都未能成功。
而我以及1979年和我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其他两位科学家一起，首次成功统一了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在当时强相互作用并不是我们这个电磁理论的一部分，但其实有两位科学家在我们做研究的稍晚时候里统一了强作用，让强作用和电磁作用得到了相应的学术验证。强作用、电磁作用以及我们的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统称为相互作用的标准理论基础。
《科创板日报》：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这项理论的具体应用?
谢尔顿·李·格拉肖：讲到应用的话，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那就是没有任何应用!因为我当时做这个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相应的知识。就像我们去研究银河系，研究宇宙的演进，宇宙大爆炸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
你知道吗，我没有任何专利，同我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科学家以及另外两位统一强作用的科学家也没有人持有专利，未来也不会持有!
“不差钱”的谢尔顿
《科创板日报》：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对宇宙怀有好奇心，但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开始追逐金钱、名利，从而渐渐丧失了好奇心，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谢尔顿·李·格拉肖：讲到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是人类所具备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都非常有好奇心，因为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世界，这个世上每一个事物都让他们觉得非常兴奋。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我的好奇心永远没有衰退，我在童年时期，父母就经常带我去公园或森林，向我解释不同树木之间的区别。
当时有一个非常小的望远镜，我可以用望远镜看天空，观察植物，而且可以看到下雨的雨水，所有这些发现都让我非常兴奋。同时我还有一个小的显微镜，通过它我发现纽约哈德逊河污染情况非常严重，我通过小显微镜看到水中有很多非常恶心的微生物，之后我便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
在我进入到大学学习的时候，我便决定投身于理论物理学，之后我都非常专注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去学习爱因斯坦的理论，去了解量子力学、相对论，对我来说好像是吃糖果一样甜蜜。失去好奇心，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悲剧。
《科创板日报》：您前面提到您的理论是没有任何具体的实际应用的，但这也意味着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可能缺乏经济上的激励。您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使得更多人愿意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
谢尔顿·李·格拉肖：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回答你的问题，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我在完成博士学位之后，便进入博士后的项目，在这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是政府出资，我都有领到固定薪水。
之后我也受到另外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邀请，当时我在加州理工大学和他一起学习了一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领薪水的。在这之后我就成为了大学的教授，当时我的薪水大概是7500美金，在当时这个钱已经算非常丰厚了。
之后我又从斯坦福大学转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之后又到了哈佛大学，每一次转换新的岗位，我的收入都会有所增加。
在这个过程当中钱从来都不是问题，我可以为自己的生活，为我的家庭提供足够的支持。而且我也非常自豪地跟大家说，我有四个成年的孩子，以及10个孙子和孙女，我现在还时不时通过我做大学教授的一些收入给到他们资金方面的支持。
科学家之间的“友谊”
《科创板日报》：我们知道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间是1979年，那今年是2019年，40年过去了，您观察到诺贝尔奖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谢尔顿·李·格拉肖：每年诺贝尔奖委员会都会颁给新晋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也会非常关注每年有谁获奖了。这些科学家们在他们的领域持续地为我们人类做出重大贡献，探索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领域。同时在物理学领域，应用物理学和基础物理学在过去40年当中实现了重大的进展。
《科创板日报》：在您的研究生涯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
谢尔顿·李·格拉肖：61年前，也就是1958年的时候，我在进行我的论文答辩，在这个论文答辩的委员会上面有位女士叫做朱莉安，是我的导师，还有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威斯汀先生，他是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位核物理学家，同时还有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振宁先生。
在我的论文答辩当中，我提到了一个电子中心粒子的概念，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中性粒子，在之前很多科学领域都认为这两种粒子是一回事。
当时我在解释这两种中性粒子区别的时候，杨振宁先生打断我说，这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义，因为你没有办法通过实验来支撑这一点。
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学生，面对杨振宁先生的发问，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时候我的导师朱莉安说，那我来替谢尔顿回答一下杨博士的问题，她非常耐心地解释了这两种中性粒子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两种粒子是否相同，结果在三年之后，我们成功验证了区别。
然而几个月之后，杨振宁先生和李振道先生就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当中讲到如何通过实验来论证这两种中性粒子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换句话来说，其实杨振宁先生和李振道先生在某种程度上窃取了我当时导师的点子。
十年之后，当时我和我的朋友兼同事在日内瓦的实验室里讨论论文，我们一起合作写了一篇。那时李政道博士也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李政道先生非常不高兴，因为他认为我们所做的研究是错误的，我们写的是一篇“假论文”，后来证实他是对的。
鉴于当时李振道先生和我，及我的同事也是互为好友，我们不希望因此影响到大家的友谊。所以为了表示歉意，我们当场折断了铅笔，并向李政道先生承认我们的错误，这样我们的友谊又得以持续下去。